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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功能上，延续的状态增强了宪法相关条款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避免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政策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本身的动荡而动荡。
劳动者是五四宪法中一种特殊类型的基本权利主体，其范围要比公民狭窄。[52] 在劳动中改造这一处理方式表明，那些不属于劳动者的公民并没有被彻底排除出人民的阵营，他们负有接受劳动-改造的责任。
五 反思与超越：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功能 （一）基本权利国家建构功能的界限 以现代宪法的标准来衡量，五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蕴含的国家建构功能显然存在很多问题，对建国目标的片面强调导致了宪法实践的畸形。如果说《共同纲领》是对政治立国的确认，那么五四宪法就是宪法建国的实践。具体到文本上，五四宪法在以下方面做了设计。劳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互负义务的典型体现。（一）基本权利通过革命斗争而获得 近代中国的权利概念是从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东西方权利观念却有诸多本质上的差异。
宪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一点无需否认。通过革命完成建国使命是五四宪法的一个重要功能，甚至说是首要功能。第二，在运用宪法文本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分析粗疏、视角单一。
其四，法制原则，即纠正长期以来以政策手段为主导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模式，重建以法制为核心路径。[35] 其次，宪法中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无法对既有部分改革成果及时、全面地确认和巩固。[48]第四，部分法律规定实用性不足，主要是由于它们在条文表述上原则性过强或软法性特征突出所致，典型例证如《民族区域自治法》。[53] 适当恢复大区制的具体方案参见郑毅：《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改革三题》，载《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3期。
第一，继续在序言中对台问题加以论述，并阐明国家的基本立场。第一，中央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12]然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方面，这部宪法却呈现出中规中矩的特点，其原则性条款在内容上亦以承前性特征为主。该条文将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合并处理，并有意模糊了地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独立性、自主性空间，实际体现了一种对地方权力极大限缩的立宪思路。其条文主要包括第124、127、130和132条。[37]良性违宪的争议何以出现？其根源在于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二元区分——法律规范（当然也包括宪法规范）制定当时情境预设的相对确定性。
反之，有多少财权，就应当能反推出有多少事权。而由同一逻辑起点引出的一国两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经过对中央与地方二元维度的主体划分的承接之后，在第31条对而别行政区问题的总则性规定层面就戛然而止，其余未竟事项的规范则完全交给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而在宪法文本的范围内体现出一种层级有限的条条关系。[47] 一般而言，共享事权是指那些有必要由中央与地方共同享有的事权。笔者认为，这种完善主要应当集中在授权试点改革的事项范围、原则、经验推广、甚至试错权（即免责问题）的适用等方面，可通过明确法律保留的方式节省宪法的规范资源，篇幅上以补偿过一个条文（可包括数款）为佳。
[54]因此，从应然的状态而言，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是现代国家内部（尤其是中央与地方间）权力分配的重要原则——有多少事权就应当有多少财权。第一，有关条文从文本上可以明确地区分出总则性条文和分述性条文，前者对于根本性问题确定宏观的基调，而后者对于前者进行细化、延伸与补充。
第一，出于逻辑完整性的考量，本文对于宪法文本的考察不局限于新中国建立以来制定的四部宪法，还包括在先宪法时期发挥了毛泽东所谓的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7]在行文中谨以宪法（文件）加以统称。[8]第二，本文所指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针对的主要是中央同省级地方的关系，不同地方层级之间的纵向府际关系则暂且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第一，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立法数量较少。[11]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0页。我们刚刚喜迎香港回归15周年纪念日，而距澳门回归13周年亦已不远。如果说1949年的《共同纲领》还只是一部过渡时期的临时宪政纲领，其许多规定充满原则性和宣示性的色彩的话，那么到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出台，许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问题已经初步完成了规范体系的基本构架。[18]那么，这部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设计又如何呢？兹依照前文的类型化思路，逐一进行剖析。如，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而第33条对于全国行政区划的规定也基本承自1954年宪法第53条，不过两者的差异有二：一是以人民公社取代乡和民族乡的建制，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使然。黑头（指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指党的文件），红头不如口头（指领导者个人说了算）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写照。
地方分权多了，我就收上来一点。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即第一次权力上收。
[26]如，作为我国单一制政体最为重要的宪法标志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自1949年《共同纲领》在第15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后，在后续宪法文本的显要位置——1954年宪法第2条、1975年宪法第3条、1978年宪法第3条和现行宪法第3条——都得到了继承与认可。笔者认为，可参照宪法对于港、澳回归的处理方式，以第31条的表述为样本，最终形成中央与台湾关系的原则性条款。
首先，原则性条款的完善方向。第三，每个条条的长度不尽相同，即在宪法文本的范围内，虽然每个条条都是以第3条第4款这一最为根本的条文为始，但却未下延至同样的制度层次。第五，在第95条明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组织规定由中央立法保留。第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的领导-负责关系，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下文还将对此进行论述。笔者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央与地方关系条款的演变主要体现了如下规律。
[56]这不仅可将台湾问题正式纳入宪政之维，更能够为目前调整两岸关系的基本法律——《反分裂国家法》补充宪法依据，还能够为未来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预留制度空间。在随后的1975年宪法中，中央静态权力条款依然保持了一定的规模，包括5个条文，即第16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第17、18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简要列举，第19条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的地位，以及第20条国务院职权的简要列举。
[51]笔者认为，面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时代变迁，这种保守应当逐渐破除，且有意识地强化其制度化色彩，使第3条更加充分地发挥指导性价值。进入专题： 共同纲领 宪法 中央与地方 。
第二，在类型上，将地方层面进而分为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三个块块进行表述。第三，中央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处理。1982年宪法中典型的原则性条款有2条，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1949年《共同纲领》第15条开宪法（文件）对于中央与地方动态关系进行规范表述的先河，它规定：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
这是我国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常用的宪法-政策相结合模式的典型例证。按照当前语境下对特殊地方的理解，宪法关于中央与特殊地方关系条款的完善亦可分为三个方面展开。
[39]而良性违宪出现的本身恰恰就揭示了我国宪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条款在这方面的缺陷——其后推行诸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正是由于这种局限而被蒙上了违宪的面纱。因此，国家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条款不应局限于第31条，而应当有所扩充，甚至可通过形成条款群的方式实现其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条款的制度平衡。
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理性回归注定难以深入和持久。又如，1949年《共同纲领》第16条提出：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并在第33条进一步指出：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入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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